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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材与印文

2021-07-20 23:0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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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印章的形式是指印面的艺术构成,它的保存办法是钤拓成印谱。一本《赵之谦印谱》,人们连一方实在的印也没有看到,但人们却可以通过印谱所记录的印样(又叫印花)来探索赵之谦本人的艺术造诣。这样看来,印材本身似乎在欣赏中不起什么作用,研究篆刻的形式似也不必涉足于印材。

然而,印材本身却又是至为重要的。篆刻艺术的追求,要经过刀刻;刀刻在印材上,就必然要受材料的制约,且不说青田石与寿山石的受刀感觉完全不同,玉印要琢,铜印要铸,各种不同的印材造成了篆刻创作方法的不同,这也可以说是“物质第一性”。苍茫浑朴的汉印风味,在木印上任你费尽苦心也无法再现出来。要谈艺术形式,它实在又是必不可少的第一步。中国古语有云: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印材恰好就是篆刻艺术所依附的“皮”。我们的意图是尽可能全面地了解篆刻艺术的情况,故而这一步又是比较关键的一步。

古代印章特别是古玺汉印中,以金属印最多。出土各类汉印中,铜印占了绝大比例,据说在最早时,印是玉质的。这类记载颇多,随拈两例:

武王灭纣,樵夫牧竖探乌巢得赤玉玺,文曰:“水德方灭,火祚方盛。”字皆大篆。——前秦·王嘉《拾遗记》

黄龙五彩,负图而出舜前,白玉检、黄金柙、黄金绳,芝为封泥,两端有文曰:“天王有玉玺。”——明·孙瑴《春秋运斗枢》

这里所提到的皆是玉玺,而非金属质的印玺。但据我们了解,最早关于印章记载的典籍是《周礼》,在周以前直至尧、舜、大禹的传说时,还是结绳刻画时代,是否有玺印尚难遽测,至少所谓尧、舜时代有玺一说,实在是不足凭信的事。不过,在唐前人的观念中,上古时的印章是以玉为材的。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观念,可能是出于以下两个原因:一是玉质坚硬,不磨不磷,可碎折而不可剥损;二是可能古人以君子佩玉为美事,具有理想性,有象征意义。古代文人这种取意之例颇多,尧舜们既是古代最大的圣贤君子,则其佩玉是理所应当的。据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所制传国玺也皆以玉为之:

岁星之精坠于荆山化而为玉,侧而视之色碧,正而视之色白;卞和得之献楚王,后入赵献秦,始皇一统,琢为受命玺,李斯小篆其文,历世传之,为传国玺。——唐·杜光庭《录异记》

我们不禁想起了卞和献璧受刑和蔺相如完璧归赵的历史故事。秦传国玺今天当然不见,但此玺既为玉,则当时玉为印材至尊者可知。汉高祖入关,秦王子婴“素车白马,系颈以组,封皇帝玺、符、节,降轵道旁”。(《史记·高祖本纪》)这被献的皇帝玺即是传国玺,汉唐把以玉为玺的传统传了下去。当然,汉代也出现了金玺,如皇后玺就用金,诸侯王玺也用金。



那么,汉代风行的金属印,最早起于何代?

具体的年代推测当然难以确定了,不过汉代有大量铜印,作为其权舆的早期形态,当然不会仅限于汉代,而在先秦已经有了:

秦以前民皆以金、银、铜、犀、象为方寸玺,各服所好。秦以来天子独称玺,又以玉,群臣莫敢用也。——东汉·卫宏《汉官旧仪》

今天看到的许多战国玺,也多以金属为质。《汉官旧仪》的这个记载是可靠的。据说清人陈介祺编《十钟山房印举》,首列古玺印,在尺牍中也注明“朱文铜印”;高庆龄著《齐鲁古印捃》,也首列三代铜官玺、三代铜私玺,三代之称固不免过于泛泛,但至少在古玺部分中,以铜为质是很普遍的。进一步的结论是:金、玉在制作玺印过程中,玉贵金贱。《汉官旧仪》以民印则金、银、铜、犀皆可为之,并无身份等级的限制,可见较为普通,而玉则自秦以来独用于御玺,限制极严,显示出至高无上的价值。秦以前即便也有私印用玉的,但与铜印相比,仍不占多数。




金玉而外,又有水晶、玛瑙、象牙、犀角、瓷、紫砂、木、竹等各色印材。一般说这种非正规的杂色质料用于印章,都要到唐宋前后才能出现(象牙、犀角可能还要早些),因而,唐宋时期是印材发展史上富有意义的转折时期。

唐前的六朝,出现木印。元陶宗仪引《通典》有云:

北齐有木印,长一尺,广二寸五分。背上为鼻钮,长九寸,厚一寸,广七分。腹下隐起篆文,曰:督摄万机。——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三十

这柄北齐印究竟是什么木质,此处尚无交代。不过通常木印以黄杨木为上乘,取其坚硬不易腐烂。象牙印、犀角印的出现则很早:

汉乘舆二千石至四百石以下,皆以象牙为之,二千石至四百石,以黑犀为之。——清·陈克恕《篆刻针度》卷一

早期的象牙与犀角为印,可能与先民们不脱狩猎之风有关,就像金属印与冶炼术有关一样,上层建筑总是受经济基础制约的。但也可惜得很,由于象牙与犀角质地太韧,刻时既困难,也追求不出丰富生动的艺术趣味,且时久也易变形,故虽用于印的历史较长,唐宋人还有用为私印的,但终不能蔚为风气。

现在最普遍的石章,据说是元人王冕所创,清人厉鹗有《论印绝句》云:

一自山农铁画工,休和红沫寄方铜。从兹伐尽灯明石,化了生涯百岁中。

山农即王冕,号煮石山农。厉鹗认为是到了王冕之后,才不必在铜材上刻印了,而实际上,石印并不始于元,在唐前已有出现:

石古不以为印,唐宋私印始有之,不耐久,故不传。唐武德七年陕州获石玺一枚,文与传国玺同。——清·朱象贤《印典》卷六

问题的区别只是在于,王冕以花乳石为私印,这方唐武德间所获的石玺是否花乳石?而且其本身也是传国玺之类而非私印,但不管怎样,以王冕为石印创始者的传说并不可靠,甚至,根据新中国成立以来一些考古新资料所提到的实物来看,石质印章的出现早在西汉就有了。只是由于年代久远,石易毁损,遂致湮没,而让铜印专美于前。



陶印起源很早,自古就有制陶术,先民们那些质朴的陶罐,是那么具有迷人的魅力,以陶制器皿,现在也还是时兴的风尚。

《陈氏杂录》:吴门周丹泉能制陶印,以垩土刻印文,或各类钮式,皆由火范而成,色如白定而文亦古。——清·朱象贤《印典》卷五

印文是刻,钮式是塑,陶印的特点是一切创作过程均在泥坯时完成,然后再去烧制。那么,这刻泥时的篆刻技巧与铜铸时的技巧自然是不同的了。中国古代印章使用不同材料,致使创作技巧也具有截然不同的分野,这是其他艺术所难以比拟的。

明代赫赫有名的大清官海瑞,别出心裁,用泥为印:

周减斋云:金陵一老友以泥印赠予。云其祖曾给事海忠介公,故物也。其质以黄泥为之,略煅以火,文曰“掌风化之官”。——清·朱象贤《印典》卷三

黄泥煅火以为印,在篆刻历史上是闻所未闻的,不知作何用法?明人周亮工在《印人传》中称是“观之觉忠介公严气正性,肃然于前,凛不敢犯”。清人查岐昌还有一诗云:

紫绶金章炫一时,何如浑璞久弥奇。流传小小泥丸样,想见稜稜露骨姿。

这是很有趣的。按查氏原意,紫绶金章固是高贵显赫,非凡人所可用得;而水晶、玛瑙、琥珀、紫砂、象牙、犀角之类又率皆好事者所为,于使用并不适应而于艺术也甚有阻碍,那这么一方小小的“丸泥”,倒是显示出海瑞其人与众不同的个性来。它不等于一般的官印,却也迥非好事家所为。

中国古代的篆刻家们于印文是给予头等重视的,篆法技巧简直就是印章的生命,它直接影响艺术成就的高低。人们习惯于这样认为:篆好而刻不好的印章,尚有可观,而篆既不好,刻是绝计好不起来的,篆法的优劣是绝对重要的基础,这个见解无疑是很正确的:

印章之道先识篆隶。识字之序,先其秦篆汉隶之易者,后其古文籀文之难者。——清·孙光祖《篆印发微》

由于这个传统,孙光祖还为学篆刻者开了一张必读书单:

许叔重《说文解字》

徐铉《说文集注》

徐锴《说文解字系传》

郭忠恕《汗简》

张有《复古编》

周伯琦《字原正讹》

赵古则《六书本义》

文徵仲等定《五经正文》

陈思孝《篆法偏旁点画辨》

娄机《汉隶字源》刘球《碑本隶韵》

洪适《隶释》……

这张书单中一本专论篆刻的书也没有,如何执刀?如何运刀?都没有,但却有大量的文字学著作。孙光祖似乎津津于文字学而不是篆刻学,他能堂而皇之地开出这样一个必读书目,证明在当时篆刻艺术重视篆法风气之炽烈,历来许多艺术家也正是这样去研究去实践的。但如此偏侧的学习方法自然也带来一些问题,人们或许会问:铸刻汉印的那些无名工匠,可能连文字也不识几个,不也把汉印提高到无与伦比的地位了么?他们又懂什么文字学?重视篆法是必要的也是应该的,而像孙光祖那样过分地“王顾左右而言他”,却也未免矫情。文字学只有在为篆刻服务时,它才对篆刻家有价值,对它的作用评估偏低自不妥当,而估计太高也不免令人难以心服。

翻开任何一部印学书,开宗明义总是“说篆”,我们这里不打算这样做:篆是要“说”的,在以后会花大量篇幅去研究,现在只求有个大致的概念就行。而从印文本身的形式上看,值得着意介绍的是:在篆文印章之外以其他形式出现的印文,它们也同样是篆刻艺术中文字这一部分的重要表现形式,并为构成篆刻艺术的丰富面貌立下了汗马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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