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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笔书就铁骨情——钱大礼追忆钱瘦铁风雨人生

2021-07-18 22:5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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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父钱瘦铁先生究竟是是西泠印社社员?就此,林乾良先生曾与我有过专门讨论。若说是,西泠印社中实缺乏与瘦铁相关的档案资料;若说不是,叔父的艺术成就及他与首任社长吴昌硕的师徒关系似又让人不敢肯定。一次偶然机会,我将此疑惑向沙孟海老先生请教。沙老笑答:“瘦铁先生当然是西泠社员,他入社时间早于王个簃,当时用的是本名——钱厘。”于是,我心中释然。今日所忆,虽为叔父个人,却也是印社人物史上不可缺少的一笔。

幸遇贤师终成器 

1897年,叔父出生在无锡农家,因为家境清贫,从小就在苏州护龙街汉贞阁碑帖店当学徒。由此,他认识了当时著名的金石家大鹤山人郑文焯。郑先生是光绪元年举人,天资卓越,造诣极深。因叔父诚朴好学,受到郑文焯的赏识,并循循指导,后又经其介绍与一代宗师吴昌硕先生和俞语霜先生相识,并拜三人为师——郑教其金石、吴教其篆刻、俞教其画画。民初,叔父(瘦铁)就与吴昌硕(苦铁)、王大炘(冰铁)被誉为“江南三铁”,事实上他是吴昌硕先生的学生辈。

30年代,叔父开始活跃于上海,任过上海美术专门学校的教授、国画系主任。当时,他的两个孩子夭折,我的父亲也不幸过世,于是他将我姐弟二人接到上海共同生活。叔父经济条件虽不是很好,但在上海已有一定名气,与海上名家贺天健、郑午昌、孙雪泥、陈定山等组织倡办“中国画会”,又先后参加和主持“海上题襟馆”、“红叶书画社”、“停云书画社”、“蜜蜂画社”等书画篆刻组织(图1)。据朱孔阳老先生告诉我,叔父还参加过“萍花诗社”,很早就和高邕之、张子祥等前辈请益艺事,在社团中作为主要倡导者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在出版方面,他主编的《美术生活》画报影响后学非浅。




1923年,叔父在吴昌硕、潘琅圃、桥本关雪先生的推荐下东渡日本进行文化交流,在京都明石举办个人书画展,声誉鹊起。翌年组织中日书画民间团队“解衣社”,其身影常常活跃于东京的文化界。当时他还担任过日本最大杂志《书苑》的顾问编辑,发表过不少书画篆刻的评论文章。他与日本著名书画家桥本关雪、小杉未醒、会津八一、长尾甲、河井仙郎、谷崎润一郎、中村不折、工藤庄平等往还密切,留下大批印作与书画,使他成为中日近代篆刻书画交流史上的一代中坚。

胸藏忠魂显大义 

叔父与郭沫若先生的友谊被传为佳话。他于抗日期间曾秘密力助郭沫若先生从日本脱险归国。当时,日本人正赶来抓捕郭沫若,叔父安排他化名为“杨伯勉”,并穿上叔父的衣服坐火车避走神户,然后改乘船回到上海(图2、图3)。郭沫若先生成功回国投身抗日,叔父却被定罪,理由是违反治安维持罪、力助郭氏出走及散放越轨言论和从事间谍活动。





受讯时,日本警察迫使叔父下跪,叔父坚持民族气节不肯就范,怒斥道:“这不是侮辱我个人,而是侮辱我整个中国人。”随取身旁铜质烟缸痛砸日警,正义凛然,轰动中外。后又以杀人未遂被关押日本监狱达三年半之久。叔父归国后,我看到他额头上方有个疤痕印记,猜测为当时狱中遭殴打所致。回忆起这段经历,叔母也是感慨万千。当时,她正有孕在身,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乘坐火车,半夜三点忽然临盆。眼看就要生产的她却在一个小镇被赶下火车,所幸找到一辆人力车,急忙赶到小镇医院,生下了她和瘦铁先生的第三个孩子(图4) 。

1941年,叔父刑满释放。两个宪警直接将他送至轮船上,并宣称他被驱逐出境,往后永远不能踏上日本国土。当时前去送行的日本友人很多,但均不准接近交谈。抗战胜利后,叔父作为联合国中国驻日代表团文化秘书,再次赴日,并利用他的身份把上海的进步木刻带去日本 进行展览介绍,可说是大大地扬眉吐气了。

1949年上海解放后,他即于翌年搭“美琪”轮离日返国。当时上海吴淞口因美国第七舰队封锁,叔父不得已转道香港,被耽搁一两年后才返回上海。他曾和我说:我是个中国人,所以要回自己的祖国,在日本条件虽好,但我不愿做“白华”。由此可见其胸怀。遍观民国以来的书画篆刻家,像他这样有如此历险经历的恐无二人。

历经劫波情未了 

叔父回国后任上海中国画院画师,专心于艺事。1942年,“上海画人节”举办,现场海派名家云集,商笙伯、贺天健、黄宾虹、刘海粟等均有出席,叔父亦在其中。他又曾入四川,过三峡,上青城,游都江堰,再越秦岭而抵西安,胸次为之宏阔,作书画更见老辣,作篆刻也更具奇崛之气。惜乎运动不断,像他这样的梗直敢言之士备受折磨。

当时,叔父经由唐云先生介绍认识一位德国医生,二人联名在《上海文艺》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认为“画家大多在画一毛钱的扇子,生活现状太苦,呼吁多予关注”。这一言论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显得不合时宜,他因此在1959年被定性为“右派”。在这段低谷时期,郭沫若先生曾以重金相赠,帮助叔父度过困难,以回报叔父当年相助之谊。所幸叔父被划为“右派”时间不长,1961年,在地下党出身的上海中国画院党委书记邵洛羊先生等的帮助下,他被“摘了帽子”。

被“摘了帽子”后,叔父非常高兴,去往北京会友,由邓拓先生接待。邓为其题诗“老来盛誉满京城,书画兼长篆刻精。更有一心为人民,舞蹈泼墨见平生”。叔父为邓拓先生刻过很多印,其中一枚“三家村”的印章在“文革”中被搜了出来。“三家村”原是中共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杂志在1961年9月开辟的一个专栏,由当时的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副市长吴晗、统战部部长廖沫沙三人合写,谈古论今,针砭时弊。1966年,该专栏被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邓拓的文章成了“大毒草”,为他刻印的叔父最终也没能逃脱被批判的命运,含冤逝世。

故事本应就此结束。不想,1997年的一天,故事有了续言。当日,我因筹办画展与林乾良乘坐火车由杭州去往上海。正当林乾良谈论钱瘦铁先生轶事之时,一位路过的美丽女士停下脚步倾听我们交谈,后竟发现,她是邓拓先生的女儿——邓小虹!原以为叔父为邓拓先生所刻印章在“文革”中尽毁,却又就此寻得一枚“燕山夜话”(图6)。林乾良先生猜测,或许是篆体的“夜话”二字比较难辨认,所以这方印有幸在“文 革”中得以留存。思及叔父晚年境遇及与邓拓先生友谊,此“燕山夜话”印更显弥足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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