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小组 话题 用户 我的社区

论汉代臣印字印性质

2021-09-17 22:40:31
0
60

一、臣字印性质的争端

由于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印章一直以来都是传统金石学研究的重要对象之一。恰如黄宾虹所言『一印虽微,可与寻丈摩崖,千钧重器,同其精妙。』汉代是中国印章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从考古发现和传世品来看,汉代印章不仅有一般的官印和私印,还有吉语印、无字印等,种类庞杂,这其中臣字印就是较为特殊的一种。所谓臣字印,就是印文格式为『臣+(姓)名』的印章。对于这一类印章的性质,学界前辈已经进行了很多相关讨论。对于印文中所加的『臣』字,王献唐认为『凡臣字诸印,其人必有秩衔,施于封牍,亦必对上峰而发,友朋通函,谅不需此。』吕健和杜益华在对徐州黑头山西汉东宫府官刘慎墓研究中,认为臣字印有别于一般的私印,在特殊场合可以用作官印。赵平安则认为,与人称臣是汉代一种较常见的谦称,臣字印同妾字印一样不能作为使用者身份的证据。从文献记载来看,汉代确实有平民之间称臣的情况。例如《史记·高祖本纪》载,当时是平民的吕公对当时是亭长的刘邦说『臣少好相人』。

与此同时文献中也有关于君臣以外的人际关系之间禁止称臣的情况,例如元狩元年有利侯刘钉即『坐遗淮南王书称臣,弃市。』文献记载之间具有明显的矛盾。对于西汉时期普通人之间称臣的情况,汪桂海认为,称臣在西汉早期是一种谦称,随着制度的规范,随意称臣被禁止。但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即便是西汉早期没有法令禁止称臣,日常口语对话称臣与印文称臣也是两个不同层面的事情。日常对话具有很强的随意性,但是印章作为一种信用体现,则是一种比书面表达更正式的方式,两者之间不能完全等同。所以就当下的研究而言,单纯从文献或者印章本身进行研究,对于臣字印的性质以及其使用特点确实难有定论。

二、考古发现的墓内随葬臣字印

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大量考古发现重现天日,很多随葬臣字印的墓葬也被发现,这就为这一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另一个视角。由于墓葬内随葬的臣字印不仅时代明确,而且与臣字印相关的情境信息也很丰富,甚至很多墓主人的身份也较为明确,这就为进一步推动臣字印的研究提供了可能。根据笔者的统计,目前考古发现随葬臣字印的墓葬共有二十七座,出土臣字印三十枚。就墓葬年代而言,西汉早期十五座,西汉中期八座,西汉晚期二座,东汉时期二座。值得注意的是,两座东汉墓分别发现于甘肃武威和朝鲜境内,属于汉代疆域中的偏远地区,其文化发展往往具有滞后性。而在中原文化腹地数以万计的东汉墓葬中,并未发现任何臣字印随葬,因而基本可以推断臣字印主要使用时间是西汉时期,东汉时期已经不再使用。从物质文化发展的一般脉络来看,这种伴随着王朝更替的突然性改变,很有可能是受到了某些政策、法规类的外力干扰。这在一定程度上或可以说明,使用臣字印的制度或风俗受到朝廷的管控。

对于考古发掘出土的三十件臣字印的具体情况,首先就材质而言,有二十四件为铜印、四件为玉印、二件为木印。就形制而言,其中双面印共有二十五件、坛钮印二件、桥钮印二件、龟钮印一件。就印面尺寸而言,除唯一的一枚双面木印两面尺寸有1mm差异外,其他的双面印两个印面尺寸都一致。除个别轻微误差,臣字印的印面均为正方形,且印文都非常规整。大多数臣字印的印面边长不超过2cm,即小于汉代一寸(约2.3cm)的长度。就刻写方式而言,铜印都是刻铸,玉印和木印均为刻写。总体而言,无论从材质、形制或者刻写方式来看,除了出土于东汉墓中两件木印有可能是专门制作的明器印外,目前发现的西汉臣字印均为墓主生前使用的实用印。个别印章中的朱砂痕迹和印文阴阳双刻的技法,也从侧面证实了它们的实用性。从钮式来看,臣字印不具有一般官印通过不同钮式表达秩级的特点,因而其形制反映出其具有私印的特征。

三、从考古发现看臣字印的使用者与功能

由于考古出土的墓内随葬臣字印相对于传世品拥有更加丰富的历史情境信息,因而我们可以通过对墓主身份的观察来探索臣字印的使用者。就目前发现的二十七座随葬臣字印的汉代墓葬而言,明确的墓主身份主要有御史大夫张汤、楚国东宫府官刘慎、广陵宦谒桓平等,其身份都是秩级六百石以上的中高等级官吏。另外一些墓葬从其地望来看,则是帝陵和诸侯王陵的陪葬墓,例如江苏盱眙县大云山西汉江都王陵东区M17号陪葬墓、西安灞桥区栗家村M3号霸陵陪葬墓等,亦可知墓主身份为高级官吏或者贵族。而对于墓主身份并不明确的墓葬,总体来看,大都规模较大,随葬品丰富,等级较高,目前尚未发现小型墓出土臣字印的情况。因而可以确定随葬臣字印的墓都属于中高等级墓葬,墓主身份应多为官僚贵族阶层,由此可知臣字印并非普通百姓所用,应该是身份较高的官吏、贵族所使用。

如前文所言,目前考古发现的臣字印主要类型为双面铜印,共有二十一件,可以说是汉代臣字印的主流。双面铜印的印文内容往往具有统一的格式,一般一面为姓名,另一面为『臣+名』。例如江苏大云山江都王陵东区17号陪葬墓出土的双面铜印,一面印文内容为『鄣义』,另一面为『臣义』。因为印文内容带有使用者的个人信息,所以本质上确属于私印性质。与此同时,值得注意的是臣字印以双面印为主,而随葬单面臣字印的墓葬中通常也会有姓名印组合出土,这说明姓名印与臣字印是配套使用的。例如安徽天长三角圩广陵宦谒墓中,既出土了『臣平』桥钮铜印,也发现了『桓平私印』龟钮铜印。由此可见,一般的姓名印与臣字印虽然都是私印,但是两者不能相互代替,臣字印具有较为特殊的使用功能或目的。反言之,由于时人在使用印章时需要两种不同的印文来回切换,为了便于携带或操作,才使得这种双面印形制成为主流。综上可见,臣字印不同于一般的姓名私印,其性质与功用具有一定特殊性。

那么臣字印的具体功用到底是什么呢?从考古材料来看,汉代臣字印应该主要是各级官吏上书中央或其所属王侯时使用的印章。例如汉长安城未央宫少府(或所辖官署)遗址就发现了大量『臣』『臣兴』『臣克』等带『臣』字的封泥。这些封泥所封当为各级官吏上书中央的文件。作为御史大夫的张汤,墓内所见『臣汤』印即是在这种情景下使用的。从考古发现的资料来看,王国官吏墓上书所在王国的王侯亦称臣,例如广陵宦谒桓平作为广陵国的属官,其墓内出土的『臣平』印应主要用于上书广陵国王时使用。此外,汉代社会中普通的朋友之间多是以字相称,而官僚上书朝廷时则多称名。《后汉书》注引《汉官仪》载,『群臣上书,公卿校尉诸将不言姓。』而汉代臣字印恰恰基本都是『臣+名』形式的印文,亦从侧面证明臣字印的功用。

综上,通过对于出土臣字印的墓葬考古材料进行整理可以发现:臣字印主要流行于西汉时期,西汉以后可能受到相关政策管控而不再使用。此外,从其材质、形制、印文等内容来看,墓内随葬的臣字印大都是墓主生前使用的实用印。虽然其形制和印文具有私印特征,但从臣字印通常与姓名印共存的情况来看,其性质与普通姓名印应有很大不同。结合随葬臣字印墓葬的整体情况,可以判定臣字印的使用者都是具有较高身份的官吏或者贵族。而通过汉长安城发现的臣字封泥等材料来看,臣字印应该是西汉时期中高等级官吏和贵族上书中央或者诸侯时所使用的特殊印章,其印文形式亦符合当时官吏上书的礼制。所以,臣字印虽然是私印的属性,但却具有一定官印的性质,它是西汉时期特殊的政治文化产物。

由此出发,反观一些墓内随葬臣字印的汉代墓葬,在其他身份信息不明确的情况下,我们亦可以根据臣字印的出土对墓主身份进行一个大致的推断。一定程度上说,臣字印之所以被随葬,其目的之一或许就在于证明墓主曾经拥有的特殊身份。在当前考古学日益发达的背景下,对于一些单纯从传统器物研究较难取得突破的问题而言,考古材料为器物研究提供的宏达的相关背景和历史信息,对于丰富我们的研究视野、加强对器物的深入理解提供了强有力的帮助。也只有在多学科合作的视阈下,通过不断扩充我们的研究视角,才有可能进一步实现透物见人的研究目的。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