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篆刻初创时期的印家

2021-09-05 20: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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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印家,最有价值的材料莫过于几部《印人传》。但遍检诸书,一般把印家出现的上限都推向明代文彭、何震,即便再往上推,也至多推到文徵明这一辈,不能超出明代,这是习惯观念所囿,我们不必多加回护。

最早的印家难以一一考索,而且当时也许并没有印家这一概念,而只有印工这一称号,但若论从事印章制作的人,那么最早的大约是三国时的两位工匠了,沙孟海先生有云:

《三国魏志•夏侯尚传》引《魏氏春秋》,有印工杨利,印工宗养,我国早期印人有姓名可稽者唯此。——沙盂海《沙村印话》

当然,他们不是艺术家而是工匠,与我们的标准还有距离,不过,作为最早的印人,杨利、宗养在中国篆刻史也许并不失其独占鳌头的地位,他们如不算是事实上的印家祖先,至少也是文献上的祖先了。

米芾曾被认为是第一代印家,他符合印家身份的两个必须条件,一是能自篆自刻,二是有理论。理论我们已经在前面讨论过,而自篆自刻特别是自刻这一点,由于在宋代并未广开风气,因而颇有人置疑,被引为证明米芾能刻的一条资料,据说是清代浙派第二位的蒋仁的一段印跋:

印章至宋元,风斯日下,然米元章火正后人,赵王孙之水晶宫道人,皆出自亲镌,各立门户,卓然可观,非后生所能梦见。——(传)清•秦祖永《七家印跋》

不过,这本《七家印跋》本身就有很多疑点,很可能是靠不住的伪作,如是则蒋仁此跋自然也难为凭信。然而,以米芾本身的情况来看,我们又不得不认为他的确刻过印。上述他的“印不可伪作”的论述和他善于察人之伪的本领,证明了他必定亲执铁笔,有过切身的实践体会。但还不止这些,他把书画与印相提并论,说明他对印章的观念已从实用转向艺术,以艺术家的身份搞篆刻,这乃是顺理成章的事。米芾性嗜奇,他不会不一试身手的;还有,世传米芾印极多,用什么印还自定等级,他自己在《书史》《画史》中多次提及,声称自用印达百余方,这样的规模在当时怕是独一无二的。但当时印多由刻工制造;自己篆了去找刻铸工匠制作,达百余方之多很难想象,如自篆自刻则无此问题。再次,米芾作印流传于今的,据说多“粗拙”,与工匠的精雕细刻不一样,那么这更可能是出自手笔。当时艺术家参与篆刻创作的风气还不普遍,“粗拙”是不可避免的,过于精细反倒使人怀疑。因此,虽然这个蒋仁跋难以作为确证,但并不意味着米芾自治印章这个判断就一定靠不住。本师沙孟海先生认为:

米元章跋褚摹《兰亭》,连用七印,曰:米黻之印、米姓之印、米芾之印、米芾、米芾之印、米芾、祝融之后。此法前古所无,后世亦罕见,世传米氏诸印皆亲镌,宋人印如欧阳永叔、苏子瞻、子由兄弟,并皆工细,独米老多粗拙,谓其出自亲镌,亦复可信。——沙盂海《沙村印话》

连用七印是“前古所无”,而且七印中印文重复者凡二三见,这在宋前是极少见的。那么,米芾亲镌印章这一同样“前古所无”的判断,应该也可以成立。沙孟海师对米芾自制印,从印面效果上提出自己的论证,是极有说服力的。

印家的出现绝不是晚至明代,早在宋元就应该有了。米芾便是篆刻史上第一位明星。他的出现除了确定印人作为艺术家的地位将得到承认之外,还为以后文人陆续参与篆刻创作并开宗立派开辟了良好的道路,因此,对他的地位和意义应该有足够的估计。

北宋而后,南宋人研究宄印学,编印谱的大有人在,但文人刻印的现象倒也罕见,或许曾出现过,但湮没无闻了。接米芾之后的第二位明星是赵孟頫。

作为正规的印家,赵孟頫对篆刻的最大贡献是引进了玉箸篆作为印篆文字,这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古玺用的是大篆,汉印用的是摹印篆,由于摹印篆较切合印面妥帖的要求,故此后印章都竞相沿用。唐宋的九叠,其实是摹印篆的变格——不太高明的变格,而唐宋私印,则仍存摹印之意,无疑地,有了摹印篆之意也就保证了汉印的优秀传统,篆得如何是印章技巧中的一个关键,从风格角度看,它甚至是个比刻还重要的关键,我们前面谈到唐宋私印闲章与秦汉传统相关联,这便是个很可靠的依据。

在第二章《印篆》中,我们也涉及了秦篆即许慎《说文》篆受到冷落的现象,并分析了它之所以没有被作为印章文字的种种原因:如当时秦篆使用范围之狭隘,秦篆的长结构不适应方块印面的布置等,这些都是站得住脚的。然而,当篆刻摆脱了工具的桎梏,意识到作为艺术所应具备的功能之后,印家们免不了也会想想:作为使用文字,秦篆自然软弱得很,但如作为一种艺术体式,在艺术家的创作中而不是工匠的产品中,秦篆是否也可以取得与大篆、摹印篆同等的资格呢?显然,在这时再有意地厚此薄彼,实在是不明智的。加之,篆刻在经过了上千年的汉印统治后,是否也应该有所突破,有所建树?突破与建树,只能来自印章的篆与刻这两个主要的环节,而秦篆的纳入正好对摹印篆的一统天下是个有效的冲击,鉴于此,秦篆的登上篆刻艺术舞台更是势在必行而且刻不容缓的了。

赵孟頫正是在这明智的时刻扮演了一个明智的角色。

秦汉唐宋皆宗摹印篆,无用玉著者,赵文敏以作朱文,盖秦朱文琐碎而不庄重,汉朱文板实而不松灵,玉著气象堂皇,点画流利,得文质之中,明以作玺,尤见规模宏壮。一一清•孙光祖《古今印制》

这个玉箸,即是以秦篆结构为循的玉箸篆,孙光祖所称的“秦(按:当为战国)朱文琐碎”“汉朱文板实”,评价未必着实;但以大篆入朱文和以摹印篆入朱文,一般都难于如秦篆这样饶有流畅的节奏韵律,这正是朱文不同于白文的所长。故而赵孟頫的尝试一出,立即博得了后人的热烈欢迎。后代印家中,在篆文方面追随赵孟頫的大有人在。文、何的篆文风格还不太强,浙派则上承摹印篆的风气,而邓石如、吴让之、赵之谦、徐三庚等人,则是秦篆入印并获得成功的佼佼者。邓、赵的朱文印如“江流有声断岸千尺”“鉴古堂”,都是典型的小篆体式,对于汉印和浙派是耳目一新的。邓石如之所以能开宗立派,成为浙派、皖派之外的一支生力军,与他的用篆很有关系,没有秦篆入印在篆法上的变革以及对印章技巧的全面牵动,光凭一个刀法的出新,他是很难有这种振臂一呼、万众齐应的效果的。

当然,也许在以秦篆体式入印方面,赵孟頫本人还算不上有多少炉火纯青的高级作品。他的玉箸篆之后,也还有诸如铁线之类的新的秦篆体式出现,但无疑地,他正是一位开启将来的大人物。他的开拓给后人带来了用之不竭的新的篆法源泉,考虑到后人作为传统的摹印篆是出自秦篆这样一个事实,我们不妨把赵孟頫颇的大胆变革看作是一种回归,从作为小篆变体(应用体)的摹印篆再回归到小篆本身来。




吴先声《敦好堂论印》称赵孟頫是“力追古法”,我想大约也是指此而言,至于赵氏亲自治印的传说,也仅仅是传说而已,提不出多少有力的证据,故而他作为篆刻家的主要贡献是在于开拓印篆领域。

赵孟頫以外,理论家吾丘衍和画家钱舜举、吴镇,据说也能治印,但都看不到可靠的流传作品,难以遽下定论。既有传说,估计这几位能治印是可能的。不过他们的主要成就都不在印章创作,一般研宄篆刻的专家对他们也没有太多的注意。元代的印家中,倒是王冕是一位久负盛名者。

王冕生时已当元末,自幼家贫,后以绘画和刻印擅名当世。他对印章的主要贡献相传是以花乳石入印,随着印章取质用料的改变,给文人参与篆刻艺术创作带来了极大好处,因而凡一谈到篆刻史,无人不啧啧称赞王冕的功德无量。

元末会稽王元章始用花乳石,至明文、何诸公,竞尚冻石。——清•陈克恕《篆刻针度》卷一

元明易代之顷,会稽王冕自号煮石山农,创用春田花乳刻成石章,以代晶玉犀象,截切琢画,称其意气,如以纸$代竹简,无人不称便,从此范金琢玉,专属工匠,文人学士以牙石寄兴,遂列艺事。——孔云白《篆刻入门》

以石印创始归于王冕,这并不妥当,我们在前面已经谈到了最早的石印出现和刻印者的出现,王冕显然只是个后来者。不过,王冕之大受推崇也并不无道理。他不是首创者,但却是发扬光大者,因为在米芾、赵孟頫等人当时,即使他们刻印、即使他们用石为料,但却并没有人注意而特地提及或研宄,而王冕用花乳石治印,立即引起颇多的舆论反响,文、何等人也就步武其后,形成了一个轰轰烈烈的篆刻发展的大好局面。即此而论,他的贡献就不可忽略,或许我们正可以有如下一个假设:王冕以前有人以石治印,但未能有所作为,而王冕也是以石治印,却因社会条件艺术条件各方面的成熟,而开了一代新风,因此他也不失为一个事实上的开启者,一个对扭转印坛颓风卓有功效的有力者,如果连这一点也不承认,那未免是有点小觑了这位大名家的。

初创时期,没有王冕的指点迷津,文、何们的崛起乃至浙派、邓派、吴俊卿、黄牧甫的崛起,都将成为一句空话。这不仅表现在印材的选用方面,也表现在艺术形式的探求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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