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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一时代篆刻兴衰评价之例

2021-09-05 19:1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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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篆刻思离群,野卷浑同岭上云。看到六朝唐宋妙,何曾墨守汉家文。

这是浙派宗师丁敬身的名诗。他在这里大做翻案文章,对沿袭不衰的传统观念——“重秦汉,轻唐宋”进行了尖锐的批评。

翻案也罢,不翻案也罢,总之,丁敬身所进行的印学史研究是最有学术色彩的:对断代史的评价。这种评价是很困难的,因为它不仅要求评论者须能熟悉各朝代印学发展的情况熟悉作品、流派、作家,而且还应该站在历史的高度顾往瞻来,看到发展的必然趋势以及这种趋势之所以必然的理由。只有这样,他的评价也才不会被人认作标新立异,故弄玄虚。事实上,丁敬身此诗之所以成为名句,也正是由于他的翻案提出了自己的根据:因为篆刻的发展应该不断“思离群”,应该打破“墨守”的陋习,所以唐宋印章虽不合汉印规矩亦是妙品。

但这毕竟是个别有识之士的石破天惊之语。纵观历来牵涉印学时代评价的论述,大部分都是批评唐宋印章,而这种种批评,也一概提出了自己的理由:“不合古法”。连许多大印家也不能免俗。试摘数例:

唐用朱文,古法渐废,至南渡绝无知者,故后宋印文皆大谬。
——元•吾丘衍《学古编》

印始于商周,盛于汉,沿于晋,滥觞于六朝,废弛于唐宋,元复变体。

——明•朱修能《印章要论》

汉晋之印古拙飞动,奇正相生,六朝而降始屈曲盘回,至唐宋则古法荡然矣。
——《续三十五举》引王兆云语




平心而论,唐宋官印确实有不及秦汉之处,甚至它也不能与明清印相比,这样的结论并不错。但寻找之所以不如的理由,应该是印章本身在形式上的特征而不是“古法”,或许,“古法”也可以算是一种形式上的标准,然而明清印章相对于古玺汉印而言,其实也是“古法荡然”的。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技巧标准和形式美的观念追求,硬要后世去亦步亦趋地追求“古法”,这种思想未免过于“冬烘”,在此处并不想有意对几位印学家苛责,但像吾丘衍所称的“唐用朱文,古法渐废”,

以为只有汉印白文才是唯一的古法,那实在是太过狭窄了。按这个标准,不仅一切朱文古印都在荡涤之列,即使是邓石如、赵之谦等长于朱文的印学大师,也不得不被戴上一顶废古法的外行帽子。试想想,这是多么滑稽?

又加之,上述人士在评论唐宋印“古法荡然”时,往往只是以唐宋官印去泛指一切唐宋印,这在治学上又是很不严格的。唐宋官印或许是“荡然”了古法,然而唐宋私印却未必如此,它们中有相当多的印章恰恰是继承了汉印以来的印学传统。我们平日里所看到的较著名的唐宋印如李泌的“端居室”,唐太宗的“贞观”连珠印,宋徽宗的“宣和”连珠印,赵明诚的“赵明诚印章”等,都是颇有传统法度的精彩之作。一笔抹杀这些私印的艺术成就,闭眼不视唐宋印章存在着的两大系统——官印体系与私印体系,不去寻求它们之间的差别,甚至也不去看看唐宋时涌现出来的鉴藏印、斋馆印等闲章的艺术风貌,而以一个泛泛的唐宋官印而得出唐宋“古法渐废”“大谬”的结论,依我们看来,这实在是弃九牛而取一毛,结论未免不够准确,经不起严格的审验。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深切地感到,丁敬身的翻案文章做得多么巧妙而有必要。如果他不曾意识到唐宋印章既有遵循传统又有广开新风这样一个双重特征,如果他也像古人那样,错以唐宋官印这个局部概念去代替唐宋印章这个全体概念的话,那么他是不会去翻这个案,也翻不过来的。唐宋官印的艺术水平相对不高,这是印学史上的事实,不必曲为之饰。但它也有可取的一面,这就是它不墨守成法,对“古法”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冲击。而唐宋私印则更是既保持了艺术水平,又突破了秦汉印的风格。综合这两类情况,后人完全有理由承认唐宋在印学历史上不可抹杀的地位,这种地位绝不能用一个官印作为贬斥的理由。

丁敬身的这个论点,并不多见。而且由于传统势力太强大,他的看法在当时和相当一段时间内并没有产生应有的影响,从中可窥印坛传统观念强大之一斑。但他也不是绝无步尘者。近代会稽人孔云白撰《篆刻入门》,对此就闪烁其词地表示不反对:

自唐迄宋,渐变古法,趋尚工整。宣和印史,先存矩蠖,钱舜举、赵孟頫善治朱文,圆劲停匀,多玉著遗意,象牙犀角,施之最宜。米芾、王诜自用印章,多比盘珠,平妥而有筋骨,吴镇印板而有理,皆冠冕堂皇,不失于正,风雅所及,乃为后世所宗。

——孔云白《篆刻入门•名家派别章》

“渐变古法”云云,自是沿袭套语,但此处用“变”而不用“废”,证明孔氏并不认为这种变有什么不好,“趋尚工整”也是一句模棱两可的话,找不出贬斥的意思,在当时众口一词,痛诋唐宋的风气下,这种貌似不偏不倚的立论,本身就是在左袒唐宋印。而且他还谈到米芾、王诜的印,称是“平妥而有筋骨”,这些印大都是当时的鉴藏印,着力称赞它们,至少意味着孔氏是在官印和私印(鉴藏印)之间划了一道界限,客观上也就是提醒人们注意这种界限。很显然,孔氏的想法更细更具体了。最后一句“乃为后世所宗”,口吻毫不含糊,直是对那些乱贬唐宋论者的当头棒喝。

围绕着对唐宋印学情况的评价,印学家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他们的立论应该说都有自己的特定角度,因而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某种偏向,或者由于叙述的主观意图不一,以至结论也往往缺少可比性,这些情况都是可能存在的。即便是丁敬身等人的立论,笔者也并无人为地去肯定并广加推扬,任何探讨如果离开了实事求是的客观态度,成为标新立异哗众取宠的手段,那是得不出可靠结论的。肯定了丁敬身的新观点,并不等于说唐宋印的成就比秦汉还高,这不是事实。但是,从各种不同的立论、持论者的不同注意点,叙述的立足点,结论,及在求结论过程中所显示出来的观念方面的问题,正可以看出学术研宄和理论探讨的基本特征,应该说在这种较大的讨论课程中,通过不同意见的双方的互相驳难,和几经反复得出的结论,其研宄的理论特征是体现得最为淋漓尽致的,它是印学得以发展的一个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推动力。

我们以上把回顾印学发生发展的大脉络这根纵线和整理、总结印学研宄特征的几个横剖面这条横线分别交叉起来,逐一进行了介绍,相信通过它已能帮助说明一些问题。任何一门艺术,只要它开始具有自我意识,只要它开始有主观上的美学追求,那么艺术家的出现和理论的兴起,乃是势在必行的一个显著标志,研宄理论兴起的时间特征以及它的发展的基本形态,有助于我们对印章艺术发展史的思考和判断。当然事实也正是如此,通过以上的整理已可看出:从宋代到元代的这个印学理论萌起的历史时期,同时也正是篆刻家开始摆脱工匠的低下社会地位,开始独立开宗立派并得以名垂青史的大好时期。米芾、赵孟頫、吾丘衍等人作为艺术家,正是漫长的中国篆刻史上第一批大出风头的幸运儿,春秋战国和秦汉时期的印人是没有这个福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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