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篆刻技巧特征研究之例

2021-09-05 15:2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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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图从另一个角度去看看古人对印章技巧的特征是如何认识的。它一向是篆刻理论界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

米芾在宋代确实是个大人物,他为宋四大书家之一,又是米点山水的创始者,同时又精于考藏鉴定,最重要的是他据说曾自己刻印,而且数量颇大,大约是有史以来第一个文人篆刻家。这样一位人物对于篆刻技巧的研宄一定是很有发言权的。且看,他已经在对印与书画进行比较了:

画可摹,书可临而不可摹,唯印不可伪作,作者必异。王诜刻“勾德元图书记”,乱印书画,余辨出元字脚,遂伏其伪,木印铜印自不同,皆可辨。——宋•米芾《书史》

他在书、画、印三者间划了三个等级:画可摹,书可临不可摹,印则临摹皆不可。从全文的语气看,他是颇以懂得印迹不能伪作而沾沾自喜的。在当时的印学条件下,米芾能判断出木印与铜印的不同所在,自是见识越人一头。而且他还能据一以概全,从一个字的一笔中看出其印是伪作,更是非深于篆刻者莫属。只是在唐宋印章较衰颓的情况下,却还有人在冒刻古印,又是“勾德元图书记”这样的鉴家共知的名印,这倒是个有趣的现象。宋代人大约已经注意到了书画可作伪,印章也应有作伪手段才行,而且弄得行家如米芾只是抓住一笔出现的纰漏后,才会判出其伪,可见作伪者的手段也实在不凡。在此中,判断真伪的标准是技巧。

米芾所谓的“印不可伪”自然不够全面。严格说来,书、画、印都难以作伪,但相比之下,书法难伪而印则相对较易些。但是,我们应该考虑到当时印坛的时代条件,宋代印学萌起,在实践方面则还甚无起色,既无印章名作,又无强烈的流派风貌,更少足以流芳百世的印学大家。他们对于印章的创作和技巧研宄的认识还是比较初步的,而在书、画方面,则已有了相当深湛雄厚的艺术积累。米芾之所以对印如此自炫,拼命提出其不可伪以自重,而当时印坛也并不以他此言为故弄玄虚,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当时印章创作的不景气所造成的。但这也足以证明了,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对于篆刻技巧的认识往往呈现出特殊的面貌。宋人的这种重视印章技巧甚于书画的评价,正是建立在当时的印学条件之下的。当文化人还难以直接参与印章创作过程的时候,他们自然觉得要作“伪”是分外困难,因为他们对这个“作”的过程还相当陌生。

会有人研宄篆刻技巧之难于作伪,则必然也会有人涉及篆刻形式本身。形式与技巧原是不可分的。在这方面,宋人也比较留意。如上引笔记家赵希鹄论汉印的文字排列特征,他认为汉印五字常是左三右二,或左二右三,但基本是两行而不作三行,又“画多者占地多,画少者占地少”(《洞天清录》),研宄字数多少与占地多少的关系,看起来初步得很,其实倒是在细心地考察古人对空间占有的种种观念。如四字印,本应在方块内一画为四,许多古印正是如此,一旦形成画多占地多,画少占地少的现象,界划均等的情况消失了。字与字之间的调整与占领可以有一个比较自由的处理幅度。我们不能说汉印都一如赵希鹄所说的那样,也不能说这种处理一定是最好的处理,但当时汉人对篆刻的看法与现在人的有意处理与追求不同,他们是自然形成了某些审美观念并不知不觉反映在作品中的。因此,赵希鹄注意到某一处理在形式上的特征,其实倒是提出了一个很有意味的课题:面对古印的技巧,如何加以深入的思考研宄而特别强调归乎自然,有意提出某些规范来套古人作品,是否能符合古代(特别是汉前)那种并不自觉的印学发展状态?

米芾和赵希鹄这二例,一例着力于篆刻与书画之间技巧系统上的大对比,一例则不妨说是研宄某一断代印章艺术的技巧特色并推及其风气,都很说明问题。古往今来,研宄技巧的论述多如牛毛,但研究过程本身的特征如立足点、侧重、所得出的结论等,其实也是个值得再研宄的课题。宋代人的研宄结论离不开宋代的时代限制,要他们去谈用刀十三法之类,那是在与他们开历史玩笑。同样地,正如一个清代人的印章著述中,论印学发展而不谈吾丘衍,那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怪现象,研究的深与浅、多与少、宽与窄、着力的角度,其实都是留有不可磨灭的时代痕迹的。所举的这些宋人技巧研究事例,不正是对之的最好证明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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