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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学名实取舍之例

2021-09-05 12:5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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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篆刻学的晚起,对于许多篆刻的名与实都混淆不清,于是就有许多人热衷于做这种正名的工作,最著名的是对“玺”的讨论。如玺有特指和泛指,玺的出现时代等。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玺是战国前后,俗称古玺,但据说在商汤时就有了玺。甘旸著《印章集说》,即引《周书》曰,“汤放桀大会诸侯,取玺置天子之座”,“则其有玺印明矣”。这从理论上说是对的,但当时的玺是何等样式,其形制是否与印有关联,则还是个难以解释的谜。总之,对玺的讨论其实正是牵涉玺之名实的一系列课题,这种工作就是正名的工作。

印章有称玺、称印、称章等不同的名目。有时是以此名目来分官阶高低,有时则是以此名目来断定某代某式的形制。除此之外,印章还有个新鲜的称呼:“图书”。而且,这个称呼古已有之。试撷数例:

宋代米芾著《书史》,对历代鉴藏印进行了录载,其中就录了他所亲见的“陈氏图书”“勾德元图书记”两印,是以印称“图书”,而且这是在唐代,当然,严格地说来,它还只限于鉴藏印。

明郎瑛《七修类稿》,直接称印为“图书”:“图书古人皆以铜铸,至王冕以花蕊石刻之。”

明叶盛《水东日记》也以“图书”称印:“图书印信之说,具印史等书,盖自汉以来固已有之,而元为特盛。”

清倪印之论印诗云:“中秘图书护玉签,沫红淡映奉华钤。”用宋高宗刘贵妃用“奉华堂印”典,也以图书指印。

更有价值的是:宋高宗时已经习惯了以“图书”指印,而不仅仅像米芾所称的限于鉴藏印的范围。如果是鉴藏,书画图轴,均可称“图书”,倒不妨以“图书”泛指所藏,但印本身而称图书,却是百思不得其解的怪称呼:

《三朝北盟会编》:高宗得开国书匠舒通,能刊金银铜图书,取缕尘白字令刊白文为玺,由是人皆效之。——转引《论印绝句》注

金银铜印之“印”,成了“图书”,它与收藏书画之间并无关涉,不仅如此,而且治印的匠人也由印匠而改称为“书匠”。

依我们想来,这大约是图书匠的略称罢?印章改称为图书,连带匠人也改号为“书匠”,但也难办,书匠者,抄书匠乎?刻书匠乎?即便是图书匠吧,这“图书”二字为什么就一定要指印章呢?从名称上看,两者几乎毫不相干,硬牵涉在一起是不免令人愕然的。

有人沿袭这个旧称,也有人表示不赞成。但不赞成要有理由,而且须追根寻源,找出这个怪称呼之所以存在并被沿用的原因所在,这种不赞成才会有说服力。这个工作,我们的前人已经在做了,较早的一个是明代人都穆:

都穆《听雨纪谈》云:前代有某氏图书之记,唯以识图画书籍,今刻私印亦曰图书,误矣!——引清•桂馥《续三十五举》

这是批评直接以“图书”作为私印印文。一方私印只是为了取信,却用图书之字,其实所用既无书也无图,实在是驴唇不对马嘴的滑稽事。

陆容则比都穆进了一步,见徐官《古今印史》引:

陆文量曰:古人于图画书籍皆有印记,某人图书,今人遂以其印呼为图书,正犹碑记碑铭,本谓刻记铭于碑也,今遂以碑为文章之名,莫之正矣。

这是指出了“图书”称误产生之由来。陆容以“碑”从用途指示词变为文体代词来做比喻,很是妥帖。显而易见,陆氏此语意在指正印这个名与图书这个名不能互相混淆,如果说都穆还只是着眼于“图书”一词作为印面文字不妥当的话,那么陆容此时则着眼于“图书”之名本身也不能成立这一更大的基本名实方面的问题。

朱必信在这个问题上研讨得更深,他力图找出“图书”这个名称沿袭的由来,而且他成功了,这是一种治病寻根的方法:

怡轩先生曰:古来止有名印、字印,名字之外,别为图画书籍间所用之印,名为图书记者,始于赵宋,金天会三年得有宋内府图书之印,此即图书之始,而非古法也,至于称名印概为图书者,乃世俗相承宋人之误。——清·朱象贤《典印》卷五

最后一句最重要,点出了后人沿袭宋人的关键。不过有两点需要补充:一、“世俗相承宋人之误”这句话还欠严格,宋人本身以“图书记”印用在收藏图书画轴上,后人越出了宋人限于收藏的范围,误在后人而不在宋人。二、“名为图书记者,始于赵宋”,这个时间太靠后,我们前引米芾《书史》中的“陈氏图书”“勾德元图书记”,都是唐五代物,可见并不始于宋。但不管如何,朱氏能着眼于“图书”一词的追根溯源,并指出后人之误是源于“内府图书”之类的收藏印,怎么说也是一语中的的。因而他的立论基点无疑要高于都穆和陆容。

何震以一代宗师,对“图书”一词有着别出心裁的解释:

印章以余文成章,故名始于周,盛于秦,工于汉魏,六朝图书之名,肇于河洛,即后世画与字也,字画以印存识,遂称图书印,单呼图书者非是。——明•何震《续学古编》二十举

这也是个很新颖的看法,不过它有局限。首先,认为“图书”以名印是源于六朝河洛图谶,这种观点是颇值得怀疑的。而印之称“图书”要经历六朝图谶——画与书——书画印这个过程,再形成“图书印”这个名称,也未免令人觉得转弯抹角太多。其次,即便这样的解释可以被承认,但它也只是牵涉“图书印”三字称呼的出处,单独称“图书”二字的现象仍未得到解答。事实上,问题的主要点也恰恰在于,古往今来有不胜枚举的“图书”称印的例子,不解答这样的问题,其范围和价值也就十分有限了。


(宋)上明图书
(宋)归远图书
(宋)卜天民图书

围绕着一个“图书”的称呼,不同时代、不同身份的如许多人都来参加这名实所指的讨论,并基本上做出了孰取孰舍的选择,其本身就是很有意味的。倘若说整个印学理论体系过于庞大而令人无所适从的话,那么这种一事一议的名实讨论,实际上倒是因小见大,一斑窥出了全豹,讨论者全面的素养,深湛的知识,判断推理的能力,以及发掘深化的长短得失,都在这种讨论中显露无遗,这正是最为典型,理论色彩最浓厚的一种研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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