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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印章印文鉴定
发布时间:2020-12-02 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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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印章历史悠久。从历史来说,新石器时代即产生了类似于印章的器物。如在大溪遗址发掘出来的戳印纹陶器,其纹饰系用圆形、半圆、新月、三角、方形等陶制
小戳子深深刻印而成的。
 
先秦时期,我国称印章为“玺”。《后汉·祭祀志》记载:“三皇无文,结绳以治,自五帝始有书契。至于三王,俗化雕文,诈伪渐兴,始有印玺以检奸萌……”这是关于最早出现印章印文鉴定的记载,同时也表明了我国印章印文鉴定出现的原因。伴随私有制的产生,“诈伪渐兴”,为了防止个人财产损失,将特殊含义的记号或已经出现的文字印在财物文书上成为必然。
 
自周始,玺逐渐见于文字记载中。《周礼·地官·司志》载:“凡通货贿,以玺节出入之。”《周礼·职金》载:“受其入征者,辨其物之美恶与其数量,揭而玺之。”春秋时,出现“玺书”说法,即加盖了印章印文的文件。如《左传》载:“公还,及方城。季
武子取卞,使公冶问,玺书追而与之。”到战国时期,玺印成熟,沿袭至今。
 
在古代,印章意义重大。印章体现了持有人的社会地位与权力。如秦统一六国后,“玺”为皇帝印章的专称,而百姓的印章称为“印”。自秦始皇在和氏璧上刻印“受命于天,既寿且昌”为传国玉玺,成为历代帝王争夺对象。隋唐时,官印大小成为官职尊卑的重要标志。这足以反映印章在古代社会是尊贵的象征。印章印文是社会管理制度的组成部分。如有据可考最迟到周代和春秋战国时期,印章印文已是经济贸易管理的重要手段,是作为确立、验证公文合法性和真实性的凭证。《文献通考》亦云:“无玺书,则九重之号令不能达于四海;无印章,则有司之文移不能行之于所属。”印章印文也是民间各类活动合法性、有效性、真实性的见证,如在商品买卖、房地转让、婚姻等活动中常常加盖个人私印,以表示认可。《说文》释印为“执政所持信”,即可见一斑。
 
正是由于古代印章印文是权力的象征、是真实性的依据,伪造印章印文的违法犯罪现象便成为可能与现实。《史记·秦始皇本纪第六》记载:“长信侯毐作乱而觉,矫王御玺及太后玺以发县卒及卫卒、官骑、戎翟君公、舍人,将欲攻蕲年宫为乱。”伪造印章成为政治谋反的手段之一。在民间生活中,宋人郑克感慨:“伪券之奸,世多有之,巧诈百端,不可胜察。”为了防范与打击利用印章印文实施的危害权力、侵害财物等违法犯罪活动,古代产生了专门针对伪造印章印文的检验技术,概括起来具有如下特点:
 
一,注重对印章印文实物的检验,发现特征
 
《汉书·匈奴传》载,王莽建立新朝,派五威将军王骏更换“匈奴单于玺”为“新匈奴单于章”。左姑夕侯苏从旁谓单于曰:“未见新印文,宜且勿与。”单于止,不肯与。后王骏哄骗匈奴单于更换印章后,其谋士陈饶曰:“如令视印,见其变故,必求故印,此非词说所能拒也。既得而复失之,辱命莫大焉。比如椎破故印,以绝祸根。”于是,王骏拿起斧子打碎印章。次日,匈奴单于果然遣右骨都侯当白将帅索求旧印:“汉赐单于印,言‘玺’不言‘章’,又无‘汉’字,诸王以下乃有‘汉’言‘章’。今即去‘玺’加‘新’,与臣下无别。愿得故印。”但终因旧印已毁而作罢。
 
这个故事可以从侧面反映检视印章实物特征是古代印章印文鉴定的一个重要方法。事实上,在印章印文鉴定中,印章与印文互为表里,通过检视印章内容,发现印章印文特征,进而确定印文真伪自然是古代印章印文鉴定的重要方法之一。当然,由于古代理念与技术的落后,不会自觉地形成现代同一鉴定理论中特征比对的观念。古人检验实物、发现特征主要集中在内容、布局、形状等规格特征上,对于文字、线条、图案等数量特征难以发现。
 
二,注重检材与样本的比对
 
宋代《棠阴比事》记载:“少师王珣知昭州日,有诬告伪为州印文书。狱久不决,吏以印文不类,珣索景德旧牍,视其印文,则无少异。诬者乃伏。盖其文书乃景德时者。”这就是“王珣辨印”的故事。
 
古人文字简练,但从中还是可以总结与提炼出古代印章印文鉴定的重要方法,即重视对检材与样本的比对。这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当时已经树立起了印章印文鉴定应该通过比对检材与样本得出结论的观念。另一方面,当时也认识到印章印文鉴定应该使用正确、合适的样本。此案长期没有了结,是因为属吏在裁决时认为“印文不类”,即争议印文与现行官府印文不一样。如是真的,为何与官府印文不相符?如是假的,为何其伪造之时不仿造官府印文?属吏也考虑到其印文可能为先前时期,但苦无样本,故久拖不决。于是,王珣找到加盖官府印文的“景德旧牍”,检视争议印文与景德时印文,发现两者并无显著差异,从而做出一致的认定。
 
在这个案子中,属吏与王珣知道,两枚官印盖出的印文,属于不同事物的不同外在反映,个性特征完全不同,绝无一致的可能性。据此可知古人已基本认识到检材与样本同一认定内在联系,对样本的认识水平很高,对合适样本的认定、对是否属于可用来做鉴定的样本已经存在一定的判断方法与技术。
 
三,形成了一些较为实用、效率的印章印文鉴定经验与方法
 
如宋代《折狱龟鉴》记载:“章频侍御知彭州九陇县时,眉州大姓孙延世,伪券夺族人田,久不能辨,转运使委频验治之。频日:‘券墨浮朱上,必先盗用印而后书之。’”这个古代关于朱墨时序鉴定的一个小技巧,基本浓缩了印文与文书字迹形成顺序鉴定的核心技术。
 
再如印章印文鉴定人员专门化。元代开始,我国出现了印章印文鉴定专门人员,可以对印文字体进行鉴别。
 
总体来说,由于历史与技术的局限性,我国古代并未形成完整、系统的印章印文鉴定理论,技术上也主要附属文件检验技术,主要凭借司法官员的阅历与经验判定。但是,这丝毫不能掩盖我国古代在印章印文鉴定实践中取得的伟大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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